（原标题：就5G标准联想投票一事，华为老兵讲中国企业参与国际通信标准制定背后的故事）

最近关于联想在5G标准上的投票一事，成了坊间轰轰烈烈的话题。

可以看到，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已经充分参与了5G标准的制定过程，并有了较大的话语权。

2016年11月，华为主导推动的Polar码，被通信标准组织3GPP确定为5G eMBB（增强移动宽带）场景的控制信道编码的技术方案。这是我国在5G移动通信技术研究在通信标准制定摆脱跟随，取得重大进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不仅如此，中兴、展讯、联芯、大唐以及众多手机公司等也分别在研发、网络构建、通信设备等不同领域取得长足进步。ITU（国际电联）把中国提出的“IMT-2020”作为5G技术的正式名称，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国际组织的对于我国在5G研究上取得成绩的初步认可。

中国在移动通信领域经历了1G空白、2G跟随、3G突破、4G同步的发展，如今有望成为5G时代的领跑者之一。

有句话讲得好：“一流企业卖标准，二流企业卖技术，三流企业卖产品。” 谁掌握标准，谁就能掌控通信领域世界范围内的话语权。为此各国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和财力，竞争日益激烈。

这么多年，在移动通信的标准制定领域，中国是如何一步步从门外走到门内，并登场入室的历程。我曾在华为工作16年，也有幸见证了一部分历史，不妨来回溯一下。

2000年亚太无线会议，与3G标准初接触

2000年金秋，深圳五洲宾馆举行了一场“亚太无线会议”，各家设备供应商和亚太地区的运营商都来参加了，济济一堂。

彼时，中国移动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网，风度翩翩的总工李默芳女士是主持人。

很荣幸，我是华为无线历史上第一个在大规模国际会议上演讲的嘉宾，也许我还是整个华为第一个在大型国际会议做报告的人。

当时3G是超级热点。相关内容是找研发的韩柏要的，我做了不少修改，将实在搞不懂的内容删除掉的，最后做成PPT。我听说过一个搞笑故事，生物老师走在前面，将不认识的植物和生物踩死，避免被后来的学生问倒。

这次演讲，就是讲3GPP的R99和R4标准，以及对运营商的建议。这是3G演进的两个阶段。

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即3GPP)是一个成立于1998年12月的很有影响力的标准化机构。这次5G标准投票，就是这个组织搞的。

在2000年，我们看到，3GPP的R99标准以及其演进的R4标准在移动的程控交换系统（核心网）架构上变化很大。

传统的移动通信交换系统（核心网）可以从传统的2G网络先平滑演进到3G的R99，这对现在的网络供应商如爱立信等是最有利的。因此，传统的2G设备供应商，如爱立信、西门子，都希望运营商先采用R99标准，这样他们的现有交换机可以平滑演进过来。

华为则力挺一步到位实现R4标准。R4基于全新的软交换架构，对移动通信系统有革命性的变化。传统交换机需要将原来的设备换掉才能支持R4。如果运营商直接用R4标准，那么，对于新来者如华为，就可以和这些老家伙们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在会上，我说：反正是要到R4的，不如一步到位，可以引入华为竞争，省好多钱！

当时其实我也不是真有多懂，很多内容都是死记硬背下来，我非常流畅地用英语全程讲完了40分钟。

中国移动总工李默芳找人要走了我的PPT，并表示：戴辉，你讲得非常好！

和中兴的朋友也一起做了交流，尽管是同城竞争对手，他们也很支持我们的提议，在这个问题上，大家立场是一致的。

凭良心讲，2000年的时候，华为在3G的标准化参与得还很少，更多地是“跟随和学习”。后来才慢慢多了起来，并参与了后来R5、R6等标准的制定过程，从门外走向门里。

2003年春天，华为第一次在世界移动大会（WMC，当时叫3GSM大会）展出了WCDMA 3G设备，并进行了DEMO。当时华为连手机都没有，做了几个大盒子（UE）来模拟手机。我是整个展览的总策划和现场总负责人。

从这个时候开始，华为融入了全球WCDMA的3G阵营。西方公司如爱立信、高通等纷纷与华为签订了3G的专利交叉授权协议，华为承诺将支付不菲的费用，因此获得了入场的门票。

华为在香港SUNDAY和阿联酋的ETISALAT获得了3G项目，都是力推R4标准，并取得了初步成功。之所以说初步，是因为当年全球的3G运营商都没有找到盈利商业模式。3G真正成功，是乔布斯2007年发明了苹果手机之后的事情了。

国内的3G牌照一推再推，直到2009年1月才发牌照，真正建网的时候，已经是比R4还要高级的R5和R6标准了，而在这个上面，华为已经有基础专利积累了。

初识TD-SCDMA 3G标准的制定者李世鹤先生

2000年5月，TD-SCDMA正式成为国际标准，与欧洲WCDMA（学名叫UMTS）、美国CDMA2000一起成为3G时代最主流的三大技术之一。

TD-SCDMA是由李世鹤为首的大唐电信科研人员研究开发的，代表我国的，向国际电联提交的TD－SCDMA无线传输技术建议。

也就是在2000年这次亚太国际会议的晚餐上，我有幸与中国TD之父李世鹤先生同桌。李先生非常善于言谈，他在席间极力推广TD-SCDMA技术”。我听得一愣一愣的。

最近有文章认为是宋直元先生成就了TD-SCDMA，这个说法正确，但是不完整。宋直元是从信息产业部方面来牵引和指导这项工作的，李世鹤先生是搞研发和具体标准化工作的，李进良老师则负责放炮和呼吁。还有一个人很关键，就是大唐的领导周寰。

几乎没人能说清楚，到底是李世鹤成就了TD-SCDMA，还是这一举国倾力的标准成就了李世鹤。

有专家回忆：“世界无线电大会给3G分配的频率有FDD和TDD两种。国外厂商在FDD上耕耘了几十年，中国厂商包括华为、中兴都是刚刚起步，根本没法竞争。但国外厂商关注TDD比较少，我们认为，中国在TDD领域提自己的标准，成功的希望要大一些。等成功之后，再慢慢深入到更多领域，一点点积累自己的实力。”

今天我们重读李世鹤，会发现在英雄的背影中，多了些悲壮色彩。

TD刚诞生时，李世鹤曾用近乎祈求的口吻对整个产业说，“给TD点时间，它会成长为精品”，在最艰难时刻，他曾讲过，“我是一个罪人，把很多人骗上了3G”，“TD现在很危险，很可能一下子就全垮掉了，我呼吁大家尽快拿出决策出来，谁上、怎么上，拿出发展计划，拿出运营商计划，不应该走一步看一步。”

TD技术其实相比西方国家的FDD技术，还是有优势的。采用TD技术，上下信道的频率可以调剂，因此可以腾出更多频率给下行业务。大家要知道，我们使用数据业务是下载多，而上载少。TD技术满足了大家使用互联网业务的这个巨大的特点。国外主流的是FDD模式，上下的频率都是一样的，因此宝贵的频率资源会浪费。

“TD-SCDMA”技术的专利并非中国独占，这个技术源自西门子的TD-CDMA技术。高通是只有用了CDMA基础技术都要收钱，所以他也有份。其他公司如华为也都有一些基础技术。

好玩的地方在这里：如果你在基础专利上有比较多的积累，哪怕只有百分之十几，也可以和别人玩交叉授权，费用将大大下降。如果你啥都没有，就只能抬起头任人宰割了，说不定哪天还被“禁供”。

坊间传说，当时美国人提出了WIMAX的3G标准，中国人帮助美国人让这个标准入围了国际标准，所以美国人投桃报李，在TD-SCDMA入围3G支持了中国。

这个故事我觉得比较扯，因为在时间上相差太远。事实上，WIMAX成为3G标准已经是2007年了，落后TD-SCDMA整整7年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WIMAX标准是由美国芯片巨头INTEL推动的，而现在已经消亡了。

这充分说明：没有大规模的应用，即使成了国际标准，照样可以挂掉。TD-SCDMA要想成功，毫无疑问，需要在中国有大规模的应用，也就是说，中国要发TD-SCDMA的牌照才可以。

然而3G一时半会还没有找到杀手锏业务（killer application)，国内的3G牌照总是“明年复明年”，一直拖到了2008年。

就在这个僵持期间，传统的2G市场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2G阵营的PK，GSM完胜CDMA

GSM是欧洲主导的2G标准，做得很早，专利也因此失效得也早。从GSM向3G的发展，主要是WCDMA技术，是欧洲供应商首先推动的，如爱立信、阿朗、诺西等。

CDMA是美国主导的2G标准，做得比较晚，主要专利都在高通手上，发展到3G是CDMA2000技术。稍后我会讲到，这个阵营因为“高通税”过高，发展得很不好。

1995年，中国移动采用GSM技术建设了2G网络。中国联通随后也采用了GSM技术。

GSM是欧洲的技术，美国的是CDMA技术。中国加入WTO之后，美国急切地想将CDMA推入中国市场。

在中国政府指导下，中国联通公司与高通进行艰巨的专利授权费用的谈判。因为每个基站，每个手机都要向高通交钱（俗称高通税）。尽管钱是从设备和手机供应商这边走，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费用最终都要由客户买单。

终于谈妥。 2001年，中国联通又建设了一张CDMA网络，实现了GSM和CDMA双网运营。酷派为联通定制了“双模风”手机，从此起家。

华为在CDMA网络的基站侧2001、2002年连续两期的招标中几乎颗粒无收。中兴则大赚特赚。2003年，王建宙在即将担任联通董事长之前，从美国打电话回来，极力争取将最后一个项目授给了华为，178个CDMA基站。

彼时，从全球角度来看，GSM继续在大跨步发展。CDMA发展得也还中规中矩，在印度、印尼等诸多大国都运营起来了。

之后的故事发展，出乎所有人意料。台湾一个叫联发科（MTK）的芯片公司，成了搅局者。

2006年，联发科做出了基于GSM的芯片TURNKEY（交钥匙）解决方案。三个人也可以做出一款不错的GSM手机，仿大哥大，仿一切的一切！成本低到200元以下。GSM一下子开始了爆炸式的发展！

而对于另外一个2G技术CDMA而言，其专利和芯片都控制在高通手里。每一个手机都要向高通交不菲的钱（俗称高通税），因此手机种类少，价格高，这严重束缚了CDMA的发展。

此消彼长，最终在2G时代，GSM完胜了CDMA！全球GSM用户数目远远超过了CDMA用户数目，全球不少小的CDMA运营商破产，关门大吉。

联通自己一直“左右互博”，于是2008年，中国电信收购了中国联通CDMA网(包括资产和用户)。最终是中国联通仅运营GSM，中国电信运营CDMA。

华为因为CDMA很弱，所以一直在全球大力推广GSM，占领了很好的格局，并在后来向3G的演进中，有了很有利的位置。这是华为能大幅度超于中兴的最核心的原因。

本人曾担任华为GSM国际的总工，在GSM战线上奋斗了很多年。

不怕神对手，就怕猪队友。“高通税“将CDMA阵营送入了万劫不复的地步，全球范围内，大量CDMA运营商关门，CDMA主要供应商朗讯和北电也亏损严重。

高通当然也很无奈。尽管所有3G的技术，无论是WCDMA（学名叫UMTS）、CDMA2000还是TD-SCDMA其实都是基于CDMA的基础技术，高通都可以赚钱。但是2000-07年的那几年，全球3G市场并没有做起来，收不到什么份子钱。如果2G的CDMA再不收，那些年高通就会大幅亏损，因为高通有上千名律师，而美国的律师工钱很高的啊。

海蒂·拉玛 Hedy Lamarr（1914年11月9日-2000年1月19日）

CDMA有一段传奇往事。CDMA之母海蒂·拉玛曾是艳绝一时的明星，被称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她又是一位女发明家，1940年，海蒂·拉玛与安塞尔一同发明了能够抵挡电波干扰的军事通讯系统，它就是“扩频通讯技术”，也就是CDMA的前身。高通公司于1985年成立，就是在这个技术基础之上开始研发民用技术的。1997年，当以CDMA为基础的通信技术开始走入大众生活时，科学界才想起了海蒂，美国电子前沿基金会授予了五十年前这项专利第一申请人海蒂·拉玛“电子国境基金-先锋奖”，科学家尊称海蒂为：CDMA之母，那时她已经83岁高龄了。2014年，她入选美国发明家名人堂。

2008年，中国移动开始强推TD-SCDMA

入围国际标准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如果没有运营商来使用，没有全产业链的支持（如手机），还是废纸一张。

2008年，中国发放3G牌照。给中国移动发的是TD-SCDMA牌照。中国移动最有钱，选择他来扶持TD-SCDMA是最有效的方法。中国联通是WCDMA，联通相对弱势，用成熟标准，发展可以快一些，避免和移动差距拉得太大。

电信收购了联想的CDMA网络，从原有的CDMA2000 1x网络平滑升级到其自身的3G标准，名字很长很绕，是CDMA2000 1x EV-DO Release A。

中国移动第一次TD-SCDMA招标，中兴中了头筹，份额最大。这是侯为贵先生继PHS、CDMA之后，在无线通信领域又取得的一个巨大的成就。

大唐作为TD-SCDMA的始作俑者，当然有份额。

华为和西门子的合资企业鼎桥通信表现不佳。华为当时更加看重和参与国际运营商普遍使用的主流WCDMA标准，对TD-SCDMA的投入不够。首次招标表现不佳之后，华为痛定思痛，后来居上，这是后话。

中国移动CMCC是全球第一大移动运营商，基于TD-SCDMA的3G技术，彻底地改了中国移动网络上的供应商格局。华为和中兴一起获得了大部分的份额，因此真正走到了全球主流设备供应商的地位。

时至今日，华为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通信设备供应商，中兴是第四大。

中国移动上TD-SCDMA，因为用户基数巨大，所以带动了相关产业链，不仅是基站，还有芯片和手机。上海展讯公司（现在是紫光展锐），于2004年4月研发成功世界首颗TD-SCDMA/GSM双模基带单芯片。中国的3G发牌之后，展讯迅速地成长了起来，和高通、联发科等一起都成为了手机芯片业的主流玩家。

联通借助更加成熟的WCDMA产业链，获得了更多的市场份额。联通是第一个引入苹果手机的，186号段用户暴涨。在很长时间里，中国移动都只能眼睁睁看着联通和电信大打“苹果”牌，硬生生抢走自己的高端用户。

事实上，TD-SCDMA在全球范围内，只有中国移动一家在用，中国移动确实付出了牺牲。

但这样的牺牲是有价值的，对整个中国的进步，帮助甚大。

4G标准制定中，中国进入主流

3G上，中国政府通过给中国移动发放TD-SCDMA牌照，表现出了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的坚强决心。西方世界不得不重视，中国企业从此在4G标准中获得了更大的声音。

以OFDM、MIMO为核心技术（不再使用CDMA）的4G LTE技术中，中美欧三方在其中都有了核心的利益。

4G有FDD-LTE和TD-LTE两种制式，国际上，前者更加主流。大家都眼睁睁地看着中国政府的4G发牌，这决定了TD-LTE未来的发展。

果不其然，2013年12月4日下午，根据工信部的公告，我国发放4G牌照，三家运营商将同步获得首批4G牌照，全部都是中国有更多专利和话语权的TD-LTE制式。

直到2015年2月27日，工信部才向中国联通、电信也发放了FDD-LTE的牌照，将与TD-LTE融合使用。中国移动继续被政府要求全力支持TD-LTE制式。中国移动直到2018年才最终获得了FDD-LTE的牌照，并与原有的TD-LTE融合使用。

从此，中国彻底融入了国际移动通信标准制定过程之中。TD-LTE技术也广泛被全球运营商使用了。再也不用孤芳自赏了，这是伟大的进步！

现在的芯片，很多是全网通芯片。全网通手机同时支持移动、联通、电信的2G、3G和4G制式，产业链也彻底成熟起来了。

华为和中兴等主流的移动设备企业，以及众多国内的手机企业，都在国际标准舞台上有了发言之地。

市场终于换得了技术的话语权。

华为和中兴等企业，在4G上获得了数量不菲的基础专利，中国企业彻底站起来了，并居于主流地位。

带蜂窝物联网标准制定上，中国获巨大的突破

2016年6月16日，这是蜂窝物联网产业最为重要的一天，这一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3GPP RAN全会第72次会议顺利结束。NB-IoT（窄带蜂窝物联网）作为其中一项重要课题，其对应的3GPP协议相关内容获得了RAN全会批准，正式宣告了这项受无线产业广泛支持的NB-IoT标准核心协议历经2年多的研究终于经全部完成。全球运营商终于有了基于标准化的物联网专有协议，基于该协议标准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将能很好的服务于广大行业的物联网市场。标准化工作的成功完成也标志着NB-IoT即将进入规模商用阶段。

NB-IoT得到了业界空前的关注。3GPP各家公司均贡献了大量的提案，从GERAN的SI开始，各公司共计贡献了3205项技术提案，获得通过的提案总共有447项，可谓硕果累累。其中华为贡献提案1008项，184项获得通过，占全部447项已通过提案的41%。华为贡献了最多的标准提案，位居全球第一，展示了强大的标准与概念领导能力。华为与4家欧美领先公司共同贡献了约98%的通过提案。

从此以后，无论是GSM，还是WCDMA、4G LTE，还是5G，都将支持物联网技术，而且终端侧的功耗会很低。

曹淑敏女士是原中国电信研究院院长，中国3G、4G标准制定的重要负责人。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她担任江西鹰潭市委书记，在任期间，鹰潭建设了全球最大的NB-IOT物联网网络。

我们知道，再好的标准，如果没有人用，都是废纸一张。 中国人主推的标准，中国人如果自己不用，那么西方世界显然也很可能不会大规模使用，更何况他们已经有LORA这样的蜂窝物联网技术。

5G领先！

于是有了最近沸沸扬扬的的华为在5G标准制定中，与高通同台竞争的故事。这是中国企业走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的标杆性事件。

在5G中，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已居于领先地位。华为的5G技术研发，主要是在华为的上海研究所完成。这里还是华为高端手机、海思麒麟芯片的开发重地。

中国的企业终于可以更加充裕地基于企业利益进行判断和考虑，在国际舞台上纵横驰骋了。

君龙律师事务所丁建春参与写作了《IP之道》一书，他说道：华为意识到，解决知识产权问题的方法之一是与知识产权所有人谈判协商，由此，华为已经与包括高通、爱立信、诺基亚、西门子、摩托罗拉、3Com、Emerson、Arm等公司建立了良好的协商机制和交叉许可机制。据国家知识产权局最新公布的许可备案登记信息显示，2015年华为向苹果公司许可专利769件，苹果公司向华为许可专利98件，这意味着苹果公司将使用更多的华为专利，业内估算苹果去年向华为支付的费用在上亿美元量级。布局全球知识产权在实现保护核心技术的同时，也取得了适当的研发回报。

而在交叉许可谈判过程中，华为认识到，只有不断建构自身在国际标准制订过程中的影响力，才能在谈判中获得真正的话语权，于是，华为开始积极参与国际技术标准的制定，并鼓励工程技术人员更多地参与国际电信联盟等组织的工作，为新技术制定标准。

华为公司在集团层面设立了一个名为“标准与产业部”的直属组织机构,统一协调华为的标准化事务。此外,在每个业务板块设立相应的标准专利部和产业发展工作组。截至目前，华为从事标准与行业组织的专职队伍人数超过450人，形成了技术水平高、能稳定从事标准工作的专家群。

国家知识产权交易中心的朴宁，曾担任华为知识产权高级工程师，他以前是学工程的（并不是学法律），他告诉我，他当年的工作就是将研发人员的技术转化为源源不断的专利和知识产权，再和西方公司讨价还价。

华为也与高校展开了广泛的合作。比如东南大学的尤肖虎教授，无线通讯领域国内最知名的科学家之一，与华为和中兴都在联合开发相关的基础技术和标准。他表示：5G一方面要提升性能，另一方面要改善用户需求，包括用户平均体验速率的提高、延时的大幅降低等。此外，还要更好地承载互联网需求，特别是针对物联网的需求！

结语

如今，移动通信，无论是基站还是手机，中国企业在全世界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在5G和未来的物联网建设中，也都引领了技术的潮流。

“中兴禁供事件”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出现，恰好证明了该产业巨大的影响力和市场地位。

就在几个小时以前，美国总统川普的推特中，称他正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中兴”事件在合作。这是很好的消息，有望让中兴重新站起来。

中国的通信事业走到今天，中国的企业，中国的政府，中国的运营商，中国的高校和科研机构，乃至于中国的法院和律师们，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而且还将继续做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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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就5G标准联想投票一事，华为老兵讲中国企业参与国际通信标准制定背后的故事）

最近关于联想在5G标准上的投票一事，成了坊间轰轰烈烈的话题。

可以看到，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已经充分参与了5G标准的制定过程，并有了较大的话语权。

2016年11月，华为主导推动的Polar码，被通信标准组织3GPP确定为5G eMBB（增强移动宽带）场景的控制信道编码的技术方案。这是我国在5G移动通信技术研究在通信标准制定摆脱跟随，取得重大进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不仅如此，中兴、展讯、联芯、大唐以及众多手机公司等也分别在研发、网络构建、通信设备等不同领域取得长足进步。ITU（国际电联）把中国提出的“IMT-2020”作为5G技术的正式名称，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国际组织的对于我国在5G研究上取得成绩的初步认可。

中国在移动通信领域经历了1G空白、2G跟随、3G突破、4G同步的发展，如今有望成为5G时代的领跑者之一。

有句话讲得好：“一流企业卖标准，二流企业卖技术，三流企业卖产品。” 谁掌握标准，谁就能掌控通信领域世界范围内的话语权。为此各国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和财力，竞争日益激烈。

这么多年，在移动通信的标准制定领域，中国是如何一步步从门外走到门内，并登场入室的历程。我曾在华为工作16年，也有幸见证了一部分历史，不妨来回溯一下。

2000年亚太无线会议，与3G标准初接触

2000年金秋，深圳五洲宾馆举行了一场“亚太无线会议”，各家设备供应商和亚太地区的运营商都来参加了，济济一堂。

彼时，中国移动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网，风度翩翩的总工李默芳女士是主持人。

很荣幸，我是华为无线历史上第一个在大规模国际会议上演讲的嘉宾，也许我还是整个华为第一个在大型国际会议做报告的人。

当时3G是超级热点。相关内容是找研发的韩柏要的，我做了不少修改，将实在搞不懂的内容删除掉的，最后做成PPT。我听说过一个搞笑故事，生物老师走在前面，将不认识的植物和生物踩死，避免被后来的学生问倒。

这次演讲，就是讲3GPP的R99和R4标准，以及对运营商的建议。这是3G演进的两个阶段。

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即3GPP)是一个成立于1998年12月的很有影响力的标准化机构。这次5G标准投票，就是这个组织搞的。

在2000年，我们看到，3GPP的R99标准以及其演进的R4标准在移动的程控交换系统（核心网）架构上变化很大。

传统的移动通信交换系统（核心网）可以从传统的2G网络先平滑演进到3G的R99，这对现在的网络供应商如爱立信等是最有利的。因此，传统的2G设备供应商，如爱立信、西门子，都希望运营商先采用R99标准，这样他们的现有交换机可以平滑演进过来。

华为则力挺一步到位实现R4标准。R4基于全新的软交换架构，对移动通信系统有革命性的变化。传统交换机需要将原来的设备换掉才能支持R4。如果运营商直接用R4标准，那么，对于新来者如华为，就可以和这些老家伙们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在会上，我说：反正是要到R4的，不如一步到位，可以引入华为竞争，省好多钱！

当时其实我也不是真有多懂，很多内容都是死记硬背下来，我非常流畅地用英语全程讲完了40分钟。

中国移动总工李默芳找人要走了我的PPT，并表示：戴辉，你讲得非常好！

和中兴的朋友也一起做了交流，尽管是同城竞争对手，他们也很支持我们的提议，在这个问题上，大家立场是一致的。

凭良心讲，2000年的时候，华为在3G的标准化参与得还很少，更多地是“跟随和学习”。后来才慢慢多了起来，并参与了后来R5、R6等标准的制定过程，从门外走向门里。

2003年春天，华为第一次在世界移动大会（WMC，当时叫3GSM大会）展出了WCDMA 3G设备，并进行了DEMO。当时华为连手机都没有，做了几个大盒子（UE）来模拟手机。我是整个展览的总策划和现场总负责人。

从这个时候开始，华为融入了全球WCDMA的3G阵营。西方公司如爱立信、高通等纷纷与华为签订了3G的专利交叉授权协议，华为承诺将支付不菲的费用，因此获得了入场的门票。

华为在香港SUNDAY和阿联酋的ETISALAT获得了3G项目，都是力推R4标准，并取得了初步成功。之所以说初步，是因为当年全球的3G运营商都没有找到盈利商业模式。3G真正成功，是乔布斯2007年发明了苹果手机之后的事情了。

国内的3G牌照一推再推，直到2009年1月才发牌照，真正建网的时候，已经是比R4还要高级的R5和R6标准了，而在这个上面，华为已经有基础专利积累了。

初识TD-SCDMA 3G标准的制定者李世鹤先生

2000年5月，TD-SCDMA正式成为国际标准，与欧洲WCDMA（学名叫UMTS）、美国CDMA2000一起成为3G时代最主流的三大技术之一。

TD-SCDMA是由李世鹤为首的大唐电信科研人员研究开发的，代表我国的，向国际电联提交的TD－SCDMA无线传输技术建议。

也就是在2000年这次亚太国际会议的晚餐上，我有幸与中国TD之父李世鹤先生同桌。李先生非常善于言谈，他在席间极力推广TD-SCDMA技术”。我听得一愣一愣的。

最近有文章认为是宋直元先生成就了TD-SCDMA，这个说法正确，但是不完整。宋直元是从信息产业部方面来牵引和指导这项工作的，李世鹤先生是搞研发和具体标准化工作的，李进良老师则负责放炮和呼吁。还有一个人很关键，就是大唐的领导周寰。

几乎没人能说清楚，到底是李世鹤成就了TD-SCDMA，还是这一举国倾力的标准成就了李世鹤。

有专家回忆：“世界无线电大会给3G分配的频率有FDD和TDD两种。国外厂商在FDD上耕耘了几十年，中国厂商包括华为、中兴都是刚刚起步，根本没法竞争。但国外厂商关注TDD比较少，我们认为，中国在TDD领域提自己的标准，成功的希望要大一些。等成功之后，再慢慢深入到更多领域，一点点积累自己的实力。”

今天我们重读李世鹤，会发现在英雄的背影中，多了些悲壮色彩。

TD刚诞生时，李世鹤曾用近乎祈求的口吻对整个产业说，“给TD点时间，它会成长为精品”，在最艰难时刻，他曾讲过，“我是一个罪人，把很多人骗上了3G”，“TD现在很危险，很可能一下子就全垮掉了，我呼吁大家尽快拿出决策出来，谁上、怎么上，拿出发展计划，拿出运营商计划，不应该走一步看一步。”

TD技术其实相比西方国家的FDD技术，还是有优势的。采用TD技术，上下信道的频率可以调剂，因此可以腾出更多频率给下行业务。大家要知道，我们使用数据业务是下载多，而上载少。TD技术满足了大家使用互联网业务的这个巨大的特点。国外主流的是FDD模式，上下的频率都是一样的，因此宝贵的频率资源会浪费。

“TD-SCDMA”技术的专利并非中国独占，这个技术源自西门子的TD-CDMA技术。高通是只有用了CDMA基础技术都要收钱，所以他也有份。其他公司如华为也都有一些基础技术。

好玩的地方在这里：如果你在基础专利上有比较多的积累，哪怕只有百分之十几，也可以和别人玩交叉授权，费用将大大下降。如果你啥都没有，就只能抬起头任人宰割了，说不定哪天还被“禁供”。

坊间传说，当时美国人提出了WIMAX的3G标准，中国人帮助美国人让这个标准入围了国际标准，所以美国人投桃报李，在TD-SCDMA入围3G支持了中国。

这个故事我觉得比较扯，因为在时间上相差太远。事实上，WIMAX成为3G标准已经是2007年了，落后TD-SCDMA整整7年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WIMAX标准是由美国芯片巨头INTEL推动的，而现在已经消亡了。

这充分说明：没有大规模的应用，即使成了国际标准，照样可以挂掉。TD-SCDMA要想成功，毫无疑问，需要在中国有大规模的应用，也就是说，中国要发TD-SCDMA的牌照才可以。

然而3G一时半会还没有找到杀手锏业务（killer application)，国内的3G牌照总是“明年复明年”，一直拖到了2008年。

就在这个僵持期间，传统的2G市场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2G阵营的PK，GSM完胜CDMA

GSM是欧洲主导的2G标准，做得很早，专利也因此失效得也早。从GSM向3G的发展，主要是WCDMA技术，是欧洲供应商首先推动的，如爱立信、阿朗、诺西等。

CDMA是美国主导的2G标准，做得比较晚，主要专利都在高通手上，发展到3G是CDMA2000技术。稍后我会讲到，这个阵营因为“高通税”过高，发展得很不好。

1995年，中国移动采用GSM技术建设了2G网络。中国联通随后也采用了GSM技术。

GSM是欧洲的技术，美国的是CDMA技术。中国加入WTO之后，美国急切地想将CDMA推入中国市场。

在中国政府指导下，中国联通公司与高通进行艰巨的专利授权费用的谈判。因为每个基站，每个手机都要向高通交钱（俗称高通税）。尽管钱是从设备和手机供应商这边走，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费用最终都要由客户买单。

终于谈妥。 2001年，中国联通又建设了一张CDMA网络，实现了GSM和CDMA双网运营。酷派为联通定制了“双模风”手机，从此起家。

华为在CDMA网络的基站侧2001、2002年连续两期的招标中几乎颗粒无收。中兴则大赚特赚。2003年，王建宙在即将担任联通董事长之前，从美国打电话回来，极力争取将最后一个项目授给了华为，178个CDMA基站。

彼时，从全球角度来看，GSM继续在大跨步发展。CDMA发展得也还中规中矩，在印度、印尼等诸多大国都运营起来了。

之后的故事发展，出乎所有人意料。台湾一个叫联发科（MTK）的芯片公司，成了搅局者。

2006年，联发科做出了基于GSM的芯片TURNKEY（交钥匙）解决方案。三个人也可以做出一款不错的GSM手机，仿大哥大，仿一切的一切！成本低到200元以下。GSM一下子开始了爆炸式的发展！

而对于另外一个2G技术CDMA而言，其专利和芯片都控制在高通手里。每一个手机都要向高通交不菲的钱（俗称高通税），因此手机种类少，价格高，这严重束缚了CDMA的发展。

此消彼长，最终在2G时代，GSM完胜了CDMA！全球GSM用户数目远远超过了CDMA用户数目，全球不少小的CDMA运营商破产，关门大吉。

联通自己一直“左右互博”，于是2008年，中国电信收购了中国联通CDMA网(包括资产和用户)。最终是中国联通仅运营GSM，中国电信运营CDMA。

华为因为CDMA很弱，所以一直在全球大力推广GSM，占领了很好的格局，并在后来向3G的演进中，有了很有利的位置。这是华为能大幅度超于中兴的最核心的原因。

本人曾担任华为GSM国际的总工，在GSM战线上奋斗了很多年。

不怕神对手，就怕猪队友。“高通税“将CDMA阵营送入了万劫不复的地步，全球范围内，大量CDMA运营商关门，CDMA主要供应商朗讯和北电也亏损严重。

高通当然也很无奈。尽管所有3G的技术，无论是WCDMA（学名叫UMTS）、CDMA2000还是TD-SCDMA其实都是基于CDMA的基础技术，高通都可以赚钱。但是2000-07年的那几年，全球3G市场并没有做起来，收不到什么份子钱。如果2G的CDMA再不收，那些年高通就会大幅亏损，因为高通有上千名律师，而美国的律师工钱很高的啊。

海蒂·拉玛 Hedy Lamarr（1914年11月9日-2000年1月19日）

CDMA有一段传奇往事。CDMA之母海蒂·拉玛曾是艳绝一时的明星，被称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她又是一位女发明家，1940年，海蒂·拉玛与安塞尔一同发明了能够抵挡电波干扰的军事通讯系统，它就是“扩频通讯技术”，也就是CDMA的前身。高通公司于1985年成立，就是在这个技术基础之上开始研发民用技术的。1997年，当以CDMA为基础的通信技术开始走入大众生活时，科学界才想起了海蒂，美国电子前沿基金会授予了五十年前这项专利第一申请人海蒂·拉玛“电子国境基金-先锋奖”，科学家尊称海蒂为：CDMA之母，那时她已经83岁高龄了。2014年，她入选美国发明家名人堂。

2008年，中国移动开始强推TD-SCDMA

入围国际标准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如果没有运营商来使用，没有全产业链的支持（如手机），还是废纸一张。

2008年，中国发放3G牌照。给中国移动发的是TD-SCDMA牌照。中国移动最有钱，选择他来扶持TD-SCDMA是最有效的方法。中国联通是WCDMA，联通相对弱势，用成熟标准，发展可以快一些，避免和移动差距拉得太大。

电信收购了联想的CDMA网络，从原有的CDMA2000 1x网络平滑升级到其自身的3G标准，名字很长很绕，是CDMA2000 1x EV-DO Release A。

中国移动第一次TD-SCDMA招标，中兴中了头筹，份额最大。这是侯为贵先生继PHS、CDMA之后，在无线通信领域又取得的一个巨大的成就。

大唐作为TD-SCDMA的始作俑者，当然有份额。

华为和西门子的合资企业鼎桥通信表现不佳。华为当时更加看重和参与国际运营商普遍使用的主流WCDMA标准，对TD-SCDMA的投入不够。首次招标表现不佳之后，华为痛定思痛，后来居上，这是后话。

中国移动CMCC是全球第一大移动运营商，基于TD-SCDMA的3G技术，彻底地改了中国移动网络上的供应商格局。华为和中兴一起获得了大部分的份额，因此真正走到了全球主流设备供应商的地位。

时至今日，华为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通信设备供应商，中兴是第四大。

中国移动上TD-SCDMA，因为用户基数巨大，所以带动了相关产业链，不仅是基站，还有芯片和手机。上海展讯公司（现在是紫光展锐），于2004年4月研发成功世界首颗TD-SCDMA/GSM双模基带单芯片。中国的3G发牌之后，展讯迅速地成长了起来，和高通、联发科等一起都成为了手机芯片业的主流玩家。

联通借助更加成熟的WCDMA产业链，获得了更多的市场份额。联通是第一个引入苹果手机的，186号段用户暴涨。在很长时间里，中国移动都只能眼睁睁看着联通和电信大打“苹果”牌，硬生生抢走自己的高端用户。

事实上，TD-SCDMA在全球范围内，只有中国移动一家在用，中国移动确实付出了牺牲。

但这样的牺牲是有价值的，对整个中国的进步，帮助甚大。

4G标准制定中，中国进入主流

3G上，中国政府通过给中国移动发放TD-SCDMA牌照，表现出了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的坚强决心。西方世界不得不重视，中国企业从此在4G标准中获得了更大的声音。

以OFDM、MIMO为核心技术（不再使用CDMA）的4G LTE技术中，中美欧三方在其中都有了核心的利益。

4G有FDD-LTE和TD-LTE两种制式，国际上，前者更加主流。大家都眼睁睁地看着中国政府的4G发牌，这决定了TD-LTE未来的发展。

果不其然，2013年12月4日下午，根据工信部的公告，我国发放4G牌照，三家运营商将同步获得首批4G牌照，全部都是中国有更多专利和话语权的TD-LTE制式。

直到2015年2月27日，工信部才向中国联通、电信也发放了FDD-LTE的牌照，将与TD-LTE融合使用。中国移动继续被政府要求全力支持TD-LTE制式。中国移动直到2018年才最终获得了FDD-LTE的牌照，并与原有的TD-LTE融合使用。

从此，中国彻底融入了国际移动通信标准制定过程之中。TD-LTE技术也广泛被全球运营商使用了。再也不用孤芳自赏了，这是伟大的进步！

现在的芯片，很多是全网通芯片。全网通手机同时支持移动、联通、电信的2G、3G和4G制式，产业链也彻底成熟起来了。

华为和中兴等主流的移动设备企业，以及众多国内的手机企业，都在国际标准舞台上有了发言之地。

市场终于换得了技术的话语权。

华为和中兴等企业，在4G上获得了数量不菲的基础专利，中国企业彻底站起来了，并居于主流地位。

带蜂窝物联网标准制定上，中国获巨大的突破

2016年6月16日，这是蜂窝物联网产业最为重要的一天，这一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3GPP RAN全会第72次会议顺利结束。NB-IoT（窄带蜂窝物联网）作为其中一项重要课题，其对应的3GPP协议相关内容获得了RAN全会批准，正式宣告了这项受无线产业广泛支持的NB-IoT标准核心协议历经2年多的研究终于经全部完成。全球运营商终于有了基于标准化的物联网专有协议，基于该协议标准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将能很好的服务于广大行业的物联网市场。标准化工作的成功完成也标志着NB-IoT即将进入规模商用阶段。

NB-IoT得到了业界空前的关注。3GPP各家公司均贡献了大量的提案，从GERAN的SI开始，各公司共计贡献了3205项技术提案，获得通过的提案总共有447项，可谓硕果累累。其中华为贡献提案1008项，184项获得通过，占全部447项已通过提案的41%。华为贡献了最多的标准提案，位居全球第一，展示了强大的标准与概念领导能力。华为与4家欧美领先公司共同贡献了约98%的通过提案。

从此以后，无论是GSM，还是WCDMA、4G LTE，还是5G，都将支持物联网技术，而且终端侧的功耗会很低。

曹淑敏女士是原中国电信研究院院长，中国3G、4G标准制定的重要负责人。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她担任江西鹰潭市委书记，在任期间，鹰潭建设了全球最大的NB-IOT物联网网络。

我们知道，再好的标准，如果没有人用，都是废纸一张。 中国人主推的标准，中国人如果自己不用，那么西方世界显然也很可能不会大规模使用，更何况他们已经有LORA这样的蜂窝物联网技术。

5G领先！

于是有了最近沸沸扬扬的的华为在5G标准制定中，与高通同台竞争的故事。这是中国企业走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的标杆性事件。

在5G中，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已居于领先地位。华为的5G技术研发，主要是在华为的上海研究所完成。这里还是华为高端手机、海思麒麟芯片的开发重地。

中国的企业终于可以更加充裕地基于企业利益进行判断和考虑，在国际舞台上纵横驰骋了。

君龙律师事务所丁建春参与写作了《IP之道》一书，他说道：华为意识到，解决知识产权问题的方法之一是与知识产权所有人谈判协商，由此，华为已经与包括高通、爱立信、诺基亚、西门子、摩托罗拉、3Com、Emerson、Arm等公司建立了良好的协商机制和交叉许可机制。据国家知识产权局最新公布的许可备案登记信息显示，2015年华为向苹果公司许可专利769件，苹果公司向华为许可专利98件，这意味着苹果公司将使用更多的华为专利，业内估算苹果去年向华为支付的费用在上亿美元量级。布局全球知识产权在实现保护核心技术的同时，也取得了适当的研发回报。

而在交叉许可谈判过程中，华为认识到，只有不断建构自身在国际标准制订过程中的影响力，才能在谈判中获得真正的话语权，于是，华为开始积极参与国际技术标准的制定，并鼓励工程技术人员更多地参与国际电信联盟等组织的工作，为新技术制定标准。

华为公司在集团层面设立了一个名为“标准与产业部”的直属组织机构,统一协调华为的标准化事务。此外,在每个业务板块设立相应的标准专利部和产业发展工作组。截至目前，华为从事标准与行业组织的专职队伍人数超过450人，形成了技术水平高、能稳定从事标准工作的专家群。

国家知识产权交易中心的朴宁，曾担任华为知识产权高级工程师，他以前是学工程的（并不是学法律），他告诉我，他当年的工作就是将研发人员的技术转化为源源不断的专利和知识产权，再和西方公司讨价还价。

华为也与高校展开了广泛的合作。比如东南大学的尤肖虎教授，无线通讯领域国内最知名的科学家之一，与华为和中兴都在联合开发相关的基础技术和标准。他表示：5G一方面要提升性能，另一方面要改善用户需求，包括用户平均体验速率的提高、延时的大幅降低等。此外，还要更好地承载互联网需求，特别是针对物联网的需求！

结语

如今，移动通信，无论是基站还是手机，中国企业在全世界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在5G和未来的物联网建设中，也都引领了技术的潮流。

“中兴禁供事件”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出现，恰好证明了该产业巨大的影响力和市场地位。

就在几个小时以前，美国总统川普的推特中，称他正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中兴”事件在合作。这是很好的消息，有望让中兴重新站起来。

中国的通信事业走到今天，中国的企业，中国的政府，中国的运营商，中国的高校和科研机构，乃至于中国的法院和律师们，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而且还将继续做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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